文／鄧博仁
黃迦從6到18歲就讀森林小學，從小就不以追求考試高分為目標，與大自然共存，培養出做每件事情只問自己內心的態度。每天想著該如何活出更瘋狂的生命，整段國高中歲月都在玩搖滾樂的她，漸漸覺得做音樂不是她的天命。於是便在21歲那年閉關沈澱了3天，在過程中心中有個聲音告訴她，要前往法國學攝影，於是她便立刻買了相機、學習法文，並在2015年前往法國。
跟著內心的直覺，她在馬賽北部的貧民窟中，意外找到了她的第一個紀實攝影題材《沒有紙的畫》。在這件紀實攝影作品中，她邀請普遍被社會視為害蟲的吉普賽孩童們一起畫圖，用彩色筆說出垃圾場裡成長的生命故事，藉由創作這主題探討何謂真實？這個世界，真的如肉眼所見嗎？
《沒有紙的畫》
在巴黎期間，她接著拍攝了《Dandori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》。幾年前為了逃離戰火，Dandori從蘇丹經過利比亞，穿越地中海，到了義大利，接著轉往法國。一整段旅程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往哪去，只知道先往北邊逃就能在那裡找到夢寐以求的生活。
《Dandori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》
直到抵達巴黎，他在終點站被列車長請下車，終於結束了長征。下車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人在何方，也聽不懂當地的語言。最後在路人建議下，前往較北邊的La Chapelle車站，才終於在那裡找到了來自非洲大陸的同夥，如他命運相同的無家者。
《Silence is speaking》
接著2019年，她拍攝了《Silence is speaking》，在這件作品中，她花了半年時間與兩位重度自閉症的男孩相處，拍攝他們的日常家居生活。並邀請無法正常言語的自閉症兄弟們，在作品中用繪畫的方式表達他們內心的聲音。
《臨水》
黃迦在漂泊的旅程中，用紀實攝影作品紀錄了無根的人們生命的故事，最終回到家鄉創作了《臨水》，在這件作品中，她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遊走於西海岸，試圖探問台灣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源頭，以及台灣與中國長久以來那份複雜難解的關係。
鄧：當初是什麼機緣或是什麼動⼒讓妳有想到哪裡就到那裡創作？
黃：2017年開始拿起相機拍照的動⼒來自我在法國讀影像創作，學習的因素，必須⼤量看片。吸收了很多影像語⾔，卻還沒有找到表達方法。加上語言隔閡，少有機會開⼝說話，覺得快要爆炸，所以在2017跟2018年我開始⼤量拍底片攝影，當作⼀種抒發。
直到2018年底，我在⾺賽開始了第⼀件正式的長期計畫《沒有紙的畫》。當時我在⾥昂讀紀實攝影，起初這只是為了「報導攝影課」 ⽽做的作業，繳交30張照片就可過關，但在過程中我越做越投入，於是發展成年度計畫。
在那間攝影學院，師⽣比是1 : 2，所有老師都是紀實攝影的創作者，提供⼤量一對一討論的引導，無需考試只以作品評定學年成績。由於⾝處在⼀ 個時間上⾃由，引導者又專業的環境，我得到了很充足的創作能量。
在《沒有紙的畫》這件作品中，我⾸次發展出共同創作的形式，為了繼續探索這樣的形式，我開始尋找接下來的合作夥伴。因此我到了巴黎，去跟Instagram上認識的蘇丹難民合作下一件作品《Dandori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》。接著我回到台東與兩位⾃閉兄弟製作了《Silence is speaking》。
每次當我決定要搬到某個城市，基本上都是因為那裡有我渴望合作的對象。我對⼈們⾝上有沒有⼀種渾然天成的野性跟創造⼒非常敏感，為了親臨現場紀錄他們的光芒，我很願意長程跋涉。另外，2018年也有⼀種蛋快要⽣出來了，得找個巢的預感，有強烈的渴望把共同創作的攝影形式發展成熟，所以對於⼤量遷移⽢之如飴。
鄧：⾦錢及時間的考量呢?
黃：在法國27歲以下有鐵路公司提供的『TGV MAX』專案，⼀個⽉80歐元，就可以在法國境內無數次搭乘火⾞。製作《沒有紙的畫》以及 《Dandori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》時，我都因為TGV MAX專案得以大量來回⾥昂-⾺賽以及⾥昂-巴黎。
《沒有紙的畫》
雖然金錢上因此可以負擔，不過從⾥昂到⾺賽來回最快也要4⼩時，所以有時候我會選擇夜宿⾺賽。 為了省錢，我選擇的都是⼀個晚上300台幣的廉價的旅館，這些民宿，有些是民宅，有些是非洲⼈到達歐洲後起初落腳的地⽅，也住過老式妓院類的旅店。那些地方時常⾨沒法鎖、床單沒洗又或者床上有⾎有蟲。雖然很可怕，有時候整夜都不敢移動害怕沾到床上的⾎漬，但我有很強⼤的動⼒想要完成作品， 因為「攝影」就像是我的師⽗，⼀直在跟我說話，彷彿我對他投入了10分精力，他就會以100分的姿態引領我。所以整個過程都像是⼀個師徒對話的激烈儀式，外在條件變得不再重要。
在尼斯讀美院時，我在拉麵店打⼯，合作作品的難民住我家旁10分鐘的教堂騎樓下，所以時間與⾦錢上配合得很好。跟難民合作，我很希望可以在物質上幫助他們，但是又沒有錢，所以曾經邀請尼斯的台灣⼈捐贈物資，也會邀請非洲的朋友們跟我⼀起去超市買菜，由他們決定菜單，我帶回家煮，每天晚上做便當外送給他們吃。讓住在街頭的他們，也擁有選擇食物、 食用熱食的幸福。
在製作品的過程，我會⼀直考慮到，怎麼用有限的成本，照顧好作品跟每個⼈生命的需求。雖然⾦錢有限，可是當我們⽤⼼想辦法，有時候好像反而一切變得更有能量了。這也是我的「參與式創作」製作過程裡，讀者看不⾒但很重要的⼀環。⾯對現實，我們花時間處理眼下的困難，把生活過成⼀件不再需要區分種族社會階層的集體遊戲，於是逛超市、做飯本⾝也是藝術創作的過程。
《臨⽔》
鄧：書中作品裡風格很多元，有很有趣，都是你個人創作嗎？
黃：書裡的繪畫除了《臨⽔》以外都是合作對象的畫。《臨⽔》這部關於台灣西部沿海的拼貼作品則是我⾃己做的。
鄧：書中，很多是不是都是妳⾃己⼿⼯黏上去的?
黃：書的設計是由我非常欣賞的設計師劉悅德以電腦排版⽽成，只有 《臨⽔》這件作品裡的拼貼是由我⼿⼯製作而成。
鄧：整本書的作品風格及地⽅（被攝者）都不⼀樣，但看起來毫無違和感，你想透過這些作品傳達什麼？
黃：藉由對於這些無根的⽣命們，我真正好奇的是⼈們內在與外在的流浪。從⼩我就因為無法適應⼀般教育，而到體制外學校長⼤，⼤學後到法國讀書也總是被看作是外⼈。
從國族的⾓度來看，台灣跟中國有著很難解的關係，讓我們難以輕易定義說明⾃己。這些層層累加的失根經驗，讓我對他⼈各種的流浪有了很深的共鳴。
鄧：畫在地圖上，應該是有妳⾃⼰的想法吧？為什麼喜歡⽤地圖當底圖讓對⽅創作呢？
黃：我很喜歡看地圖，直到現在睡前還是會研究google map當作娛樂，我很喜歡了解從A到B需要花多少時間，會經過哪些地⽅。所以《臨水》裡⽤來做拼貼的地圖，有些是我國⼩就蒐藏並開始在上⾯註記⽂字的。
在《沒有紙的畫》中，我也運⽤了地圖。《沒有紙的畫》是⼀件結合兒童插畫的紀實攝影作品，在調性上有⼀種屬於兒童的魔幻與輕盈。但若我們拉回現實，嘗試與真實世界連結，便會發現他們是地球上失連的⼀群。
例如說當我攤開地圖，請他們在⾺賽地圖上標註⾃⼰的村落，便發現他們根本就並不清楚⾃⼰住在哪裡，也不清楚家鄉羅⾺尼雅該往哪個⽅向走。於是村民們彼此相互詢問，這⼀份茫然與不在乎本⾝就是地圖繪製真正的意義。是這樣的討論過程，重新將草根能量灌注給作為資訊媒介⽽存在的地圖。
關於《乞討地圖》，在這個貧民窟裡，有⼀個40歲單親媽媽，帶著8個⼩孩每天在⾺賽街頭乞討。有天我請他的⼤兒⼦在地圖上記錄他們乞討的路路線，於是他⽤很狂暴暴筆觸填滿⼤街⼩巷，再把地圖撕碎。我回家後重新把地圖貼起，完成了《乞討地圖》這件作品。
我覺得地圖的製作過程本身所經歷的過程，賦予了地圖除了資訊分享之外更⼤的意義。有了這個明確的地理座標系統，那些失根的，不知道⾃⼰住哪的，跟社會徹底斷聯的⼈們⽣命裡那些很鬆很美、很罕⾒的能量，於是能夠被突顯出來。
鄧：我很欣賞你的作品，作品裡充滿了滿滿的愛，你有什麼需要補充說明或是會持續堅持做的事嗎？
黃：謝謝鄧老師的喜愛！關於有什麼會堅持下去，我想應該就是，無論未來人在城市或荒野中，都將繼續選擇閉關品質的生活。事實上在過去創作的三四年期間，我大多都維持著手機跟家裡沒有網路連線的狀態。對我來說，只有把爆炸的資訊隔絕於外，把生命空下來，才有辦法聽得事物的回音。當事物有它們自己的回音，作品中那一份莫名的，對世界的愛可能就這樣自然就浮現了。
黃迦小檔案
1990年生，從小於體制外學校成長，法國國立高等藝術學院（Villa Arson）藝術系，居於台法兩地。曾受邀至誠品東台灣及亞爾國際攝影節等地展覽，於2019發行攝影書《沒有路的地方》。 自2006年到2012年，她的樂團曾發表六張合輯與專輯，並在台灣各地巡迴演出。
2013年受到公共電視補助，導演紀錄片《野小孩》。2018-2019年結合紀實攝影和素人繪畫，創作《無聲對話》（Silence is speaking）；2019年推出攝影繪畫拼貼作品《臨水》，此為她在台灣西部沿海所創作，探討台灣人與海洋的矛盾關係。 同年以其創作的4件「流浪」(Errances)系列紀實影像作品參加亞爾國際攝影節展出。2020年至台東與與身心障礙的孩子們展開長期的共同創作《神仙解碼》（The mask of the immortals）。
《作者》
鄧博仁
1969年生，攝影藝術創作者。從事攝影記者20餘年，攝影教學經驗10餘年，目前為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，影像創作是他與世界溝通的方式，視攝影為第二生命。人與土地是他最關心的議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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